“文革”爆发后，老干部们遭到了林彪、江青一伙极为严重的迫害，“三老四帅”为了主持正义，与阴谋集团做坚决斗争，便大闹怀仁堂，提出反对意见。

谭震林在“怀仁堂”的非凡表现以及会后的强硬态度，使他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“五不怕”的典型人物……

一排高级轿车，停在中南海怀仁堂前。

这座金碧辉煌的建筑，可以算是历史的见证人了。远的不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这里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，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活剧！

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。

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发表极其重要的讲话。

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上在这里处理了高岗、饶漱石……

毛泽东去世以后，在这里抓起了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——这是后话了。

当初建造“怀仁堂”的慈禧太后，怎么也想象不出她的这座“佛照楼”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议事场所。

今天，怀仁堂前一片宁静。卫兵依然肃立，铜狮依然威严。

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。几天来，可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，中央高层的斗争几近白热化、公开化，双方阵垒分明，观点尖锐对立。一场大 的政治风暴已经不可避免。

二月六日，怀仁堂会议室里，响起了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音： “我不看书、不看报，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。请你解释一下，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？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？能不要军队吗？”

叶剑英这是问陈伯达。那个时候，陈伯达了不起呀，全党公认的“马列主义理论家”。

二月十一日，还是在怀仁堂，叶剑英、徐向前两位元帅又同中央文革的人发生了冲突。

叶剑英不无嘲讽地说：“请地方的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！”

徐向前的态度更加鲜明：“你们要不要军队？如果不要军队，我就不干了！”

二月十四日，也是在怀仁堂，斗争升级了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要 不要党的领导，要不要稳定军队，要不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上，双方拍了桌子，瞪了眼睛。

叶剑英说：“你们把党搞乱了，把政府搞乱了，把工厂农村搞乱 了！你们还嫌不够，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！这样搞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徐向前接着说：“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。这样把军队乱下去，还要不要支柱啦？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？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？”

叶剑英问康生、陈伯达：“上海夺权，改名为上海公社，这样大的问题，涉及到国家制度，不经过政治局讨论，就擅自改名称，又想干什么？”

今天是二月十六日。

谭震林迈步走进怀仁堂的时候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今天的主角。因为今天的会议的议题是研究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。周恩来签署的会议通知上写得明明白白。

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(当时有大碰头会和小碰头会，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。这两个碰头会的召集人都是周恩来。毛泽东、林彪都不参加）。谭震林的任务是“碰头”，他怎么会一下子成为会议的主要角色呢？

问题是“碰头”，碰上了张春桥的“头”。

假如谭老板不是迎面碰上了张春桥，假如张春桥不是咄咄逼人，也许爆发不了这场尖锐的斗争。然而，这些假设，都只能是假设。事情按照它内在的规律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。

本来，周恩来是召集人，他应该宣布开会，宣布散会。然而他没 有宣布开会，也没有宣布散会，只是因为——

谭震林碰上了张春桥。

他们是熟人。谭震林在上海工作时，张春桥是《解放日报》的总编辑。他们不仅打过交道，谭震林还曾经批评过他。

“文革”以来，张春桥平步青云，步步得宠。但谭老板并没有把 他放在眼里。因此，当他迈着四方步进入会议室的时候，谭老板拦住了他，冷不丁问一句：“春桥同志，陈丕显同志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? ”

谭老板曾经在两个场合亲耳听到毛泽东讲，把某些省委书记接到北京来。江华、江渭清、谭启龙等人先后接来了，唯独上海的陈丕显没来 。

张春桥怔了一下。谭老板的脾气，他是知道一些的。但现在的张春桥，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张春桥了。他不冷不热地回答：“群众不答应啊！”

谭震林的火气不打一处来。最近，他经常听到有人把事情往“群众”头上推。动不动就是说群众不同意。他朝张春桥吼起来：“什么群众！群众！老是群众，还有党的领导哩！不要党的领导，一天到晚，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，自己教育自己，自己搞革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形而上学！”

张春桥一伙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镇住了。而陈毅、李先念、余秋里等同志暗暗为谭老板叫好。

见张春桥不说话，谭震林更来气。几乎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你们的目的，就是要整掉老干部。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，把老干部都打光！”

谭震林把目光转向在座的老战友，说：“四十年的革命，落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！”

老同志的目光，给了谭震林更足的勇气和力量。他把自己的愤懑，一股脑往外倒：

“黑五类有人讲话，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！高干子弟统统挨整，见高干子弟就揪，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？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。这不是形而上学吗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个反革命！搞了个百丑图。这些家伙，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！”

这还不够，谭震林是六十五岁的人，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种种风雨，见到过党内多次重大斗争。他把心窝子里的话都掏了出来：“这一次，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。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！ ”

谭震林说出这话的时候，他不是没有考虑到后果的。他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！

他义愤填膺地说：“捕鱼问题，连续逼我四次。说政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，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。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，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！”

他指名道姓责骂起江青来，使会议室的气氛更加紧张。

谢富治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空气，也许是为了给江青辩护，朝谭震林摆摆手，说：“江青同志、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，都多次保过谭震林同志，并没有说你是反革命。”

谭震林不吃这一套，手拍着座椅，说：“我不要她保！我是为党工作，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！”

当时，如果有江青出面保谁，谁自然就有了一顶保护伞。谭震林却坚决不要。在场的陈伯达、王力等人都对谭震林的态度表示“义愤”，叽叽咕咕，也没敢大声说。

谭震林越说越来气，他站起来，拿了大衣说：“让你们这些人干吧，我不干了！”

他跨出一步，又回过头说：“砍脑袋，坐监牢，开除党籍，也要斗争到底！”

他边说边往外走。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就要出现有人愤然退席的局面。

会议召集人周恩来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，他深知这其中的利害，他不能让谭震林这样离开会场。

周恩来站起身，很严厉地说：“谭震林同志，你回来！”

陈毅元帅也劝他：“谭老板，不要走，要留在里面斗争！”

看着几位老战友，谭震林似乎明白了什么。陈老总说得有道理，是要留在里面斗争啊！他放下了皮包。

陈毅元帅借题发挥，讲了一段也相当厉害的话：“这些家伙上台(指蒯大富之类），就是要搞修正主义。”

说到此处，他望了周恩来总理一眼。总理的脸色很严肃，紧抿的嘴角好像在说：“陈老总，你不要再说下去了！”

陈毅的脾气，在一定的程度上和谭震林有相似的地方，说起话来，一发而不可收。他又把“文化大革命”和延安整风扯到了一起，意思很明确，就是对整风运动中极“左”的做法不满。他对周恩来说：“总理在延安时不是挨整的吗？”

周恩来说：“我应该检讨，当时是整得对的嘛。”

陈毅又转向康生，说：“康生同志也被整。”

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珠子一转，说：“当时我是总学委主任，我不是挨整的。当时我是批评过总理的。”

康生可谓旗帜鲜明，给陈毅一个“下不来台”。

陈毅不管他是什么态度，依旧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：“历史将证明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。以后还要看，还会证明。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，搞修正主义吗！”

周恩来接过话茬，说：“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嘛！…… ”

余秋里站了起来，他说：“这样对待老干部，怎么行！计委不给我道歉，我就不去检讨！”

谢富治说：“你们不要这样讲，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，经常讲谭老板的好话，这我们都是听到的。”

李先念抢白他一句：“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！”

阵垒已经十分清楚，要么东风压倒西风，要么西风压倒东风，此时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。

李先念操着浓重的湖北腔，指责中央文革：“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。中学生组织的‘联动’，怎么是反动组织哩？都是十几岁的娃娃！”

谭震林留在会上，继续发挥着作用。他的气没有消，也不可能消，说话的口气依旧：“我从来没有哭过，现在哭了三次。哭都没地方哭，又有秘书，又有孩子。”

谭震林拍着手里的包包，说：“从井冈山到现在，你们检查一下，我哪一点反对毛主席！”

谢富治说：“是啊，是啊。我们不要从个人出发，要从全党的利益出发。”

“我不是为自己，是为整个老干部，是为整个党！”谭震林把谢富治顶了个哑口无言。

李先念接着说：“就是从《红旗》十三期社论开始，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。还有什么大串联，老干部统统被打倒了！”

周恩来对康生说：“这么大的问题，你们也不打个招呼，送给我们看看。”

康生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。”

周恩来又问陈伯达：“你看过没有？”

陈伯达忙说：“我也没有看。”

他们所说的《红旗》十三期社论，题为《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》，其主要精神是：有些地方，有些单位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、很复杂的。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，对抗十六条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，达到他们的目的……这篇社论发表前，陈伯达、康生都看过。见到老同志们如此激烈地反对这篇社论，他们又都改口说没看过。

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是他们这类政治家惯用的伎俩。

谭震林的思路，随着李先念的话题扯到了中央批发军委、 总政《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》。他说：“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是什么？我看消极面是主要的！”

问题越扯越多，话越说越长，当时在场的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力 等人只是低头记录。他们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。

本来预定研究的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议题也只好作罢。……

谭震林在会上的争锋相对，把江青一伙给彻底得罪死了。

事后，江青一伙恶人先告状，在蓄意引导毛主席误解谭震林等人。他们添油加醋的虚假之言，令毛主席勃然大怒，便在二月十九的会议上，厉声说道：“你们反对文革，无非是想刘少奇重新上台！”

这句话，在当时是足以毁掉任何一个人的！

从此，谭老板便自己走上了“逆境”。